当回本不再加仓，公募基金“去个人IP化”拐点来了？

撰文｜周先先

编辑｜周大富

2025年三季度，主动权益基金交出了一份近乎“完美”的成绩单：单季盈利8789亿元，前三季度累计盈利突破1.07万亿元，约97%的产品实现正收益，600只基金区间涨幅超过50%。按过去的市场规律，这本该是资金跑步入场、再造规模高潮的时刻。

但市场的反应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赎回潮”在赚钱行情中上演。

Wind数据显示，三季度主动权益基金净赎回规模达到2155亿份，环比直接翻倍；与此同时，新发基金发行回暖，单季募集561亿份，出现了“一边涌入，一边撤离”的景象，甚至有部分明星基金经理的“赎回潮”更为突出。

这一现象背后的底层逻辑值得思考：为何盈利效应不再驱动资金追加，反而触发获利了结？为何基金经理的周期穿越能力不再被投资者充分认可？是投资者风险偏好呈现系统性下行，还是主动权益基金的底层信任体系正发生变化？这或预示着公募基金行业 “去人格化” 的关键拐点已然临近。

如果说过去几年资金涌入明星基金、押注个人能力，带着“选对人就能穿越周期”的投资期许，那么三季度出现的“赚钱回本就走”的现象，或许正在改写这一逻辑。

2025年三季度，主动权益基金利润创下新高，Wind数据显示，三季度主动权益基金合计盈利约8789亿元，前三季度累计盈利超过1.07万亿元。然而，利润创新高，离场也加速：单季净赎回规模达2155亿份，较二季度翻倍，近七成主动权益产品遭遇不同程度份额流出。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在净赎回超1亿份的产品中，近六成同期涨幅超过20%。

回本型赎回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在于，截至三季度末，在有四年区间数据的4814只主动权益基金中，仍有逾半产品四年累计回报为负，“腰斩型”产品仍有44只。或意味着，在经历过去几年的深度回撤后，投资者对于“长期拿住即可回本并获利”的信念似在松动。

从历史数据来看，周观察根据近十年主动股票基金的申购赎回复盘（早期公募体量较小，净申购是常态），得到了一组数据：虽然牛市初期往往伴随着基金赎回规模的上升，但赎回的规模与整体市场体量相比均不及今年三季度。

2019年牛市：2019年Q1和Q2单季度平均赎回372亿份，较2018年Q4的170亿份上升；从赎回净额看，这两个季度单季度平均净赎回89亿份，较2018年Q4净赎回41亿份有所上升。

2020年牛市：2020年Q2和Q3单季度平均赎回1106亿份，较2020年Q1的993亿份上升；赎回净额方面，Q2和Q3单季度平均净赎回244亿份，较2020年Q1净赎回22亿份有所增加。

最直观的解释是：经历了过去三年市场回撤的投资者，很多不再执着于熬出翻倍行情，开始主动管理波动、设置止盈线。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不少银行端客户经理反馈中也出现了类似变化——相较于前几年追求翻倍收益，如今越来越多投资者愿意在更低的收益区间止盈，主动实现落袋为安，而非继续押注趋势延续。这种行为变化，被不少一线渠道视为投资者心智走向“成熟化”——从力求绝对收益，转向管理组合的风险体验。

除了投资者回本心态的变化，市场信任的坐标也正在迁移。

从资金流向看，资金不再向人集中，而向赛道聚拢。据Wind数据，三季度主动权益基金发行端延续回暖趋势，新发规模环比增长53%，7-9月分别为97亿份、170亿份、294亿份，合计达561亿份，创下2022年三季度以来新高。

这轮增量资金不再押注明星经理新品，“无IP”的赛道产品反而获得认可。

过去一年，规模增速最快的十只主动权益基金，从投资标的看主要都集中在AI产业链、人形机器人等新兴科技产业，与此同时，基金经理们也普遍年轻。如中欧数字经济、永赢科技智选等产品单季分别获得33.97亿份、27.66亿份净申购，投资者用脚投票地表明：不需要明星滤镜，只要业绩逻辑足够清晰。

与此同时，多位知名基金经理管理的产品成为赎回主力，如刘慧影管理的诺安成长、谢治宇管理的兴全合润，以及傅鹏博参与管理的睿远成长价值、葛兰参与管理的中欧医疗健康等百亿规模的产品，均在三季度被赎回超过20亿份。

整体来看，增量申购流向了底层逻辑清晰的主题型、策略型和指数增强类产品——重点围绕AI科技、制造升级、红利价值等方向布局。2025年三季度，主动权益基金整体对TMT板块的持仓占比从28.8%大幅跃升至39.8%，创历史新高。其中电子行业单季加仓6.6%至25.5%，通信行业加仓3.9%至9.3%。与此同时，消费持仓占比从26.4%降至20.1%，金融地产从7.5%降至3.9%，均为近年罕见的大幅下调。

如果说投资者端的“去人格化”是被市场教育后的主动选择，那么公募行业供给端正在发生的变化，更像是底层生产方式的升级。三季度基金季报所呈现出的一个更深层趋势是：主动管理的核心竞争力，正在转向平台化、工业化的投研体系。

过去十年，“谁来管”很大程度上影响一只基金的首发成败，但数据表明，这种“IP驱动模式”正在快速退潮。Wind数据显示，2024年新发主动权益基金中，由明星基金经理主导的产品平均首发规模仅为12.3亿元，同比下降28%；2025年前10个月，这类产品的平均首发规模进一步收缩至8.7亿元，甚至出现曾经被热捧的知名基金经理，新发产品首募不足5亿元的情形。

与此同时，一批并无明星光环、却专注于细分赛道的新生代基金经理正在逆势走红。例如，中欧数字经济成立一年累计收益达到127%，规模由3.2亿元提升至25.6亿元；永赢先进制造智选同期收益112%，规模从2.8亿元增长至15.3亿元。这些产品的成功，不再依赖基金经理的名气，而是靠赛道清晰，逻辑自洽，业绩自证。

根据国泰君安与海通证券在2025年10月发布的《公募投研体系有效性报告》，已经建立“平台化投研模式”的基金公司——具备更大规模投研队伍、全行业覆盖的研究架构以及标准化投研流程——其主动权益基金近三年的收益波动率仅为18.7%，明显低于“明星依赖型投研模式”的25.3%；而前者旗下产品维持在同类前50%业绩区间的比例达到32%，几乎是后者的三倍。

换言之，体系化投研不仅更稳，而且更“可复制”。

另一方面，监管端的导向也在加速公募基金“去人格化”。2025年5月，行业有行动方案不仅明确要求合理约束单个基金经理管理产品数量与规模、加强大规模基金持股集中度监测，更通过考核机制重构夯实团队化根基，避免过度依赖单一投研人员。

当投资者不再沉迷“名将神话”，基金公司也不再押注“单点天才”，或许行业正在进入一个从相信个体到相信框架与规则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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