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大埔农商行新董事长首年秀：董事高管薪酬直降50%，全行212台设备替换正版软件

2026年4月初，中国人民银行梅州市分行的一则行政处罚决定，将广东大埔农村商业银行推至聚光灯下。这张罚单金额不算惊人——警告并处83.04万元罚款，但其涉及的违规范围之广却令人侧目：金融统计、支付结算、金融科技、国库业务、征信管理、反洗钱六大领域同时“沦陷”。

更值得玩味的是，这张罚单的公示期设定为整整三年，直至2029年4月才结束。在中国金融监管实践中，如此长的公示期并不多见，它传递的是一种持续的警示信号。

与机构处罚同步的，还有对两名直接责任人的“双罚”：时任信息科技与创新发展部副总经理被罚2万元，时任授信管理部总经理被罚5200元。金额不大，意义不小——监管的板子开始精准落到个人身上。

在中国数千家金融机构当中，大埔农商行几乎是小透明般存在，毕竟县级银行的治理很少引起公众的重视。

随着4月27日，广东大埔农商银行公布2025年信息披露报告，完整的经营状况徐徐铺开，透过月初这张罚单，结合该行披露的2025年度信息，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中国县域农商行在转型压力、监管收紧和生存挑战交织下的复杂图景。

新官上任降本增利大降薪？

大埔农商行2025年的成绩单显示：营业收入3.09亿元，相比上年的3.45亿元，降幅超过10%，利息收入、金融机构往来收入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都出现了下滑。

不过好在2025年营业支出只有2.49亿元，低于2024年的2.86亿元，最终使得大埔农商行2025年利润总额达到6026万元，高于2024年。最终实现净利润4519万元，较2024年的4307.1万元增长4.92%。

但这些光鲜数字的背后，隐藏着令人不安的财务逻辑。

仔细观察利润构成会发现，2025年净利润的增长并非来自主营业务的强劲表现，而是源于一个会计项目的“优化”——资产减值损失。

数据显示，该行2025年资产减值损失为6567万元，较2024年的7304万元减少了737万元，业务及管理费用相比2024年也减少了400万元，成本收入比从2025年的43.04%，较2024年的44.68%改善1.64个百分点。

然而，这种拨备计提的“节约”发生在资产质量实质恶化的背景下。2025年末，大埔农商行非正常类贷款占比攀升至9.3%，较2024年末的7.2%大幅上升2.1个百分点。

而业务及管理费用减少400万元的原因也很明了：2025年大埔农商行职工薪酬总额(会计口径)为4383.48万元，而2024年4894万元，相当于。

其中2025年大埔农商行对职工董事及高级管理层发薪223.29万元，对银行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人员发放1340.18万元，而2024年对职工董事及高级管理层发薪490万元，对银行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人员则发放了1850万元。

很明显，大埔农商行在2025年大刀阔斧砍了不少董事和高管的薪酬，更是降低了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人员的薪酬水准。

在金融业普遍面临效益下行的当下，银行压降员工薪酬较为普遍，只是高管以及风险有重要影响的岗位人员等人才，是银行最最核心的资产，大埔农商行如此大幅缩减薪酬，难道不怕影响团队稳定积极性甚至动摇根基？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底，大埔农商行的信息科技人员还有5人，2024和2025年底均只有4人，未能增加人员。

大埔农商行2025年报还强调“本行能够深刻认识发展金融科技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2025年大埔农商行的金融科技最大业绩竟然是“深入推进软件正版化”：对全行212台设备开展软件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清查，对发现的非授权软件已全部完成卸载和替换。

这种基础层面的合规努力固然必要，但相比金融科技业务管理的复杂要求，似乎有些“抓小放大”。当一家银行将“软件正版化”作为科技建设的重点汇报内容时，其数字化战略的深度可能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根据简历，大埔农商行董事长刘聪莎具有多年的金融科技工作经验，且也对银行具体业务也有丰富经验，2025年全面接手大埔农商行，新官上任后，大埔却是大幅减少薪酬和换正版软件，着实令人错愕。

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大埔农商行在4月初被罚83.04万元的背景了。

股权冻结、质押与关联交易暗影

如果说财务报表展现的是大埔农商行的“面子”，那么公司治理状况则是它的“里子”。而这“里子”上，布满了需要仔细辨认的纹路。

股权结构的稳定性首先敲响警钟。截至2025年末，该行前三大法人股东合计持股23.66%，表面看来股权集中度适中。但深入一层，问题浮现：

第三大股东平远县竹岭三级水电有限公司持有的500万股股权，于2025年12月29日被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冻结，冻结期限三年。

一家广东银行的股东，股权却被东北地区的法院冻结，这背后是怎样的跨区域纠纷？

更普遍的问题是股权质押。报告期末，股东在其他金融机构合计出质股份2534.30万股，占股本总额的12.23%。

其中，第三大股东出质比例高达其持股的52.42%，第二大股东大埔县高富商实业有限公司虽未直接出现在出质名单，但其关联方的资金状况同样堪忧。

高比例的股权质押意味着什么？它表明股东层面可能存在流动性紧张，需要通过质押银行股权获取融资。一旦股价波动或股东无法还款，质押股权可能面临处置风险，进而影响银行股权结构的稳定。

关联交易网络同样值得关注。报告期末，主要股东大埔恒御实业有限公司的关联方与该行的关联交易共7笔，授信总额达8388万元，其中2025年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就有5笔。且大埔恒御实业有限公司子公司混泥土公司还是大埔农商行第二大贷款客户。

虽然该股东自身在银行无贷款，但通过关联方获得的授信额度不容小觑。

值得注意的是，在刘聪莎签字的2024年和2025年大埔农商行信息披露当中，前十大客户的各个排名的借款金额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企业名称出现了次序调整，这种状况显得极为怪异。

公司治理的另一个维度是高管团队。董事长刘聪莎的履历显示，她于2025年3月任党委书记，10月任董事长，此前在多家农信机构任职。而行长张建辉则于2024年9月任党委副书记，2025年2月任行长。核心高管任职时间都不长，这既可能是焕发新活力的契机，也可能意味着战略连续性的挑战。

在业绩承压的背景下，这样的薪酬水平是否合理？是否与银行的风险状况、长期价值创造相匹配？这些都是治理层面需要回答的问题。

考虑到监管罚单存在滞后性，也许才促成了刘聪莎在2025年加强了内部审计，2025年，该行开展了重点业务风险专项审计、常规检查、部门履职检查及经济责任审计等72个内部审计项目，合计发现187个问题，整改率95.73%。反观2024年大埔农商行只开展了38个内部审计项目，合计发现118个问题，整体整改率为9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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