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如何“感染”亚太？

11月，APEC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即将召开，也是APEC首次在深圳召开。

这一次选择深圳，信号很不一样。

2001年APEC选择了上海，彼时中国即将加入世贸，需要向世界敞开贸易的大门；2014年落地北京，是因为当时中国深度参与了全球规则制定；那么为什么选择深圳呢？

深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经济中心，整座城市是依靠外来人口、产业链一步步生长起来。

但，深圳是一个有“奇迹”的城市。

1980年特区刚立，GDP只有2.7亿元，出门看到的是渔村、滩涂和稻田，同期的纽约早已是全球金融中枢，东京人声鼎沸。

45年后呢？

从1980年到2025年，深圳的GDP从2.7亿跳到38731.8亿，涨了近1.4万倍；常住人口从33万来到1825万，实际管理人口超2000万；地均GDP每平方公里约19.5亿元，产出强度超过了：

上海、广州、北京。

放到世界城市史里看，这个发展速度很难再找出第二座与之媲美。

更关键的是，深圳不是靠资源禀赋起家的。

没煤没铁，没大港口底子，没老牌大学，没本地商帮护城河。它起家的本钱只有两条：

改革，开放。

但就是这两条，吸引了潮汕的施工队、湖南的工程师、北京的教授、港澳的律师、东南亚来的侨商……

APEC是什么？“亚太共同体”。一个共同体最难的不是签协议，是让不同来路的人愿意在同一套规则下把事做成。

近期，2026APEC“中国年”东道主城市主题歌《在奇迹之城遇见你》及同名MV全球首发。与此同时，深圳也发出了《当好东道主 同心迎盛会——致广大市民朋友的一封信》，向全市市民发出倡议。

一首主题歌，一封倡议信，深圳让APEC看到了奇迹，也看到了新的希望。

深圳是怎么感染亚太的。

贸易，是国与区域之间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沟通载体。

梳理今年深圳外贸数据，一个重要的特征是：

深圳与APEC经济体的贸易往来，占据全市外贸总量接近七成。

大量商品持续流向亚太各个市场，品类也早已跳出低端代工组装，输出最多的是：

集成电路、智能影像设备、3D打印设备、新能源整车。

这都是世界高端产业链上的产品。

我们不妨横向对比几个市场切片。在日本这个传统相机强国，来自深圳的智能影像设备持续抢占市场，影石相机每一次出新款都能让很多日本人排队；

比亚迪也针对日本本土需求正向研发小型电动车，收获了大量本土订单，代言人是日本国民女星长泽雅美；

今年5月，APEC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带团走进前海前沿科技展。在西昊展台，他调好头枕、扶手、腰靠，往后一靠，半躺下去，笑着说：

“这比我自己办公室的椅子舒服多了。”

旁边，秘书处的传播主管萨拉斯也是赞不绝口：“躺在上面太舒服了，简直让人没法办公。”

如今，西昊的人体工学椅已经销往全球百余个国家，很多老外难以置信，中国人万元以下的椅子，竟然可以那么舒服。

除此之外，大疆无人机、各类智能硬件持续走进东南亚农场、日韩消费市场。

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深圳的产品能够持续渗透亚太市场？

答案就在于这座城市独特的产业链生态。

在深圳，南山科技园、宝安制造走廊形成紧密的产业半径。从产品方案设计、模具开发、零部件配套，到整机生产、跨境物流，大量环节可以在很短距离内完成协同。

企业想要迭代一款产品，能够快速集结上下游供应商。

这种高效的产业配套，让深圳制造拥有两个优势：一方面能够持续贴合不同国家消费者真实需求，另一方面可以灵活调整产品方案，适配海外本土使用习惯。

深圳产品走向亚太，也在告诉世界：

中国制造不再只是低成本替代品，现在，它正在向全球产业链的最高峰冲刺。

亚太市场也是通过一件件看得见、用得上的产品，才重新认识了中国产业的能力。

商品的迭代只是表层，因为产品升级，必定牵涉到创新的升级。

我们观察深圳经济数据能够发现，这些年，拉动深圳经济持续高位增长的并非房地产，而是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

持续增长的工业技改投入、高技术制造领域投资，说明这座城市不断把资源注入实体产业。

而且深圳创新有一个显著特点：创新主体大多数扎根在企业。

歌词里的“代码织就新霞光，涛声轻诉过往”，这是深圳企业的日常。

大量研发人员、研发机构、核心专利诞生于市场主体，而非单纯停留在实验室。

政府很少直接干预企业技术路线，更多是承担基础平台搭建者的角色，布局高校、科研平台、中试基地、检测认证体系，打通从技术构想走向规模化量产的通道。

所以我们也看到：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中国顶级名校纷纷把分校开在了深圳。

与此同时，深圳的社会也形成一套独特的容错氛围。

在这里，一次失败不会被简单定义为污点，企业和创业者勇于失败，勇于试错，因为这个城市的试错成本很低，成功的概率更大。

所以在深圳，你可以接触到各种科技前沿，你能看到鸿蒙系统逐步接入城市电网、楼宇控制系统；低空经济也是最先从概念走向常态化运营，无人机物流航线持续拓展；

黄仁勋前不久抱着几个小机器人的发布会掀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但深圳人早已习惯。因为深圳有着全世界最多、最全的机器人产品，而且已经进入了东南亚的工业、农业场景。

往年的APEC会议，反复倡导创新合作，那么样板间在哪？

深圳当之无愧：科研、制造、资本、应用场景相互咬合。

很多城市拥有高校、拥有工厂、拥有市场，深圳的优势，则是大幅缩短各个要素之间的距离，让创意能够快速落地、快速迭代。

这种体系化创新能力，正是亚太经济体普遍关注的方向。

产品与创新之外，当APEC各经济体代表走进深圳，能够感受到一种更加柔软，却至关重要的城市特质：

包容，以及改革开放的城市精神。

深圳本身就是一座移民城市。特区建设初期，大量外来建设者涌入；后续一代代工程师、创业者、港澳专业人士、外籍从业者持续汇聚。

“来了就是深圳人”，这种包容，在APEC筹备期展现得极其具体：深圳机动车保有量超百万，车主们积极响应申报，配合临时交通管理，没有抱怨，只有“办好会、迎客来”的默契；官方发布《致市民的一封信》，恳请支持APEC，市民回以理解——因为深圳人深知，自己也是“外来者”，给远道而来的亚太客人留一把椅子、一条畅行的路，就是这座城最朴素的待客之道。

前海就是观察制度型开放最好的窗口，在前海，港澳专业人士能够便捷在深圳执业，多项专业资格实现互认，外资企业可以很快落地。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也在推动深港科研资源双向流动，口岸持续优化通行模式，压缩跨境通关时间；城市公共场景完善外卡支付、多语种服务，便利国际往来。

APEC倡导区域合作，传统合作常常停留在协议签署层面。深圳提供的思路是：

合作不需要各方完全一致，而是搭建一套可行的规则框架，让不同背景的人、企业、资本，能够在同一套体系下开展业务。

生鲜货物高效跨境通关、跨境法律与金融服务落地、港澳专业人士跨境执业，一系列实践无不向外界昭示：

深圳在为外来者提供公平参与的机会，不同来源的资金、人才、创意，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落地空间。

一个会议最重要的，往往不是开会的目标，而是会议放在哪里开。

1955年4月，二战后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与的洲际会议——亚非会议，选在印尼山城万隆召开。

29个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聚到独立大厦，里面有不少代表互相猜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会议头两天，场面一度要谈崩。

为什么放在万隆，而不是雅加达、日内瓦、纽约？

因为万隆当时是印尼反帝反殖的“花城”，气候清爽、远离首都权力场，所以选址本身就在释放信号：

这不是西方主导的国际会议，这是亚非国家自己坐下来的场子。

也就是在万隆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相关主张得到了世界的认同。求同存异从一句外交辞令，变成签字文本。

万隆会议会场内景

后世复盘这场谈判，很多学者认为：如果会谈放在日内瓦或者纽约，在各方势力围观、媒体持续施压之下，如此深度的妥协几乎难以达成。

地点，先于谈判内容，铺好了和解的底色。放到APEC的语境下，逻辑也一脉相承。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讨论开放、创新、区域合作。而会议选址本身，就是东道主递出的一份无声宣言。

2026年落地深圳，传递的信号就非常独特：中国想要展示的现代化样本，不只有首都、金融中心，还有一座依靠外来者、依靠产业链、依靠持续创新生长起来的城市。

深圳，本身就是“开放、创新、合作”鲜活范本。

而APEC所探讨的亚太共同体，深圳也早已用自身发展实践做出诠释：

从流通亚太市场的各类产品，到高效协同的产业创新网络；从持续开放的跨境规则，到兼容多元人群的包容氛围；最终沉淀为敢闯、务实、允许试错的城市精神。

产业链相互依存；商品、技术、人才持续流动；为每一个参与者提供公平的机会、并且敞开机会。

这，就是深圳递给亚太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