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在《气候变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中指出,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也是世界政治的改变。从此意义上讲,“碳政治”以及衍生出的新能源开发风潮,重要性不仅是在技术领域争夺,更是一种大国政治的博弈,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价值。

前有两次石油危机的搏杀,后有全球气候变暖的警示。全球能源大变局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积极寻找替代能源,用新能源取代化石能源。

这是大势所趋、国之所向。这是“后石油经济时代”的又一个兵家必争之地。风雨前的宁静中,中国早已汇聚各方智慧,从决策层到能源企业,将新能源规划付诸实施,寻求缓解能源危机的解决之道,用新能源的革命,驱动中国经济转型。

能源民主化:电的意义

以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不仅关涉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更关乎人类所面对的现代化困境,是面对人类突破自身社会局限性的一条必经之途。

这是因为,传统的化石能源属于“精英能源”。他们集中在特定地域出现,要资本、技术、控制体系来开发和供应。这就注定了其链条上垄断性跨国巨鳄的诞生,也让能源更容易成为资本主义霸权政治下的附庸与战利品。英国地质学家科林·坎贝尔在上世纪90年代就警告,由于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能源都依赖化石燃料,“其后果是不确定的,更将是剧烈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能源是一种人类社会的自我革命。它依靠着技术的进步和产业模式的创新,给每个人创造平等获取能源的机会。现代的人类社会,在几经战乱与灾害后呼吁着一个更平等、美好的世界,不会因资源争夺而起的战争与动乱。因而,新能源体系承载着人类社会的一个使命,即一种更加人性化的能源,重视人的潜能、需求与意识,彰显人性的智慧与潜力。

而电力,处在这场革新与革命的中心。

现代化电力系统不仅符合安全、高效、绿色、经济、便捷的要求,同时也可以为其它能源提供一个整合式的基础平台,进而更好地优化能源配置,深化能源改革。

国际能源署(IEA)曾指出,在所有的能源类型中,电最具有民主性、普适性和普惠性,因为其没有地区、等级差异,又具备去碳化、去中心化和去资本化的特征,可以让人类社会减少对化石燃料的单一依赖,让能源生产呈现中心分散的趋势,并让能源从大资本主导,转变为即产即用的资源主导,使能源免受人性之贪婪面的役使,更好地承担起人类发展与进步的使命。

因此,在人类第三次能源转型中,一个极富可能的路径便是以电为中心,以更清洁、安全高效、便捷的用能方式,将各个主体和区域高度连接在一起,最后呈现出一种“能源民主化”的愿景。

民主代表着大众,大众也意味着竞争者众。汽车出行领域,是电力能源的重要应用场景,是各国竞争的主战场之一。社会批评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指出,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之一,就包括普及电动燃料电池汽车。

21世纪之初,美国便意识到了电力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开始鼓励燃料电池的研发和运用,并在2007年最早实施补贴;日本也将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车、清洁柴油车被政府定义为“下一代汽车”;此外,英国、德国也加入到这一浪潮中,对这一未来的能源虎视眈眈。

全球范围内,以新能源电力汽车替代传统燃油汽车,是大势所趋,也将是一个龙争虎斗的修罗场。

中国:商业化的挑战

这个修罗场中,中国从未示弱。

我国从2009年开始推广新能源汽车补贴,十余年累计投入资金超过2000亿元。国家对新能源的高瞻远瞩之下,2020年获补贴的新车数量已增至584973辆。

从决策层角度,能源转型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关乎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中国能源资源历来“富煤少油少气”,煤炭分布不均衡,油气依赖进口,导致能源供应紧张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地缘政治冲突频发的当下,能源安全亟待找到新的出口。

2006年,“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能源”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新能源在中国的发展。便一直获得国家的政策与财政支持。

2014年,“能源五条”的提出,指出面对能源供需格局的新变化与国际能源发展的新趋势,必须要推动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与体制的革命。

尽管有中央政策层面的高瞻远瞩,因我国人口基数巨大、地区发展尚未均衡,能源结构仍有积弊。要实现彻底的能源结构转型,中国依然任重道远,现今的能源强度(单位GDP所需的能源量)依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是发达国家的2~3倍。

我们亟需改变的旧有产能结构的弊端,甩掉“高碳”标签,不仅要“节流”,更在乎“开源”,要从国内能源生产中寻找更为有效、稳定、可持续的供应源。

新能源就是答案。地大物博的中华大地,各种新能源储量处于世界最前列。我国太阳能产业规模位居全球首位,风能资源总量也在33.26亿千瓦左右。

我国首个百万千瓦级海上风电项目——三峡阳江沙扒海上风电场(图源央视网)

只不过,这些新能源产品的商业化潜力还未被完全开发。他们安静地躺在山川湖海之中,亟待我们去发掘。国家用重金投入在以身作则,大量中国新能源企业开始聚集在产业链上,卧薪尝胆,蓄势待发。

领跑者的答卷

商业化,也是市场化。如何突破技术和成本壁垒,让新能源消费进入市场,走进普通民众的千家万户中,需要仰赖国家的高瞻远瞩,也更需要作为市场主体的中国企业去深耕、去努力。

在这个大浪淘沙始见金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比亚迪一枝独秀,用近20年的厚积薄发,铸就了属于中国的新能源技术壁垒,并惠及海内外的普罗大众。

2008年,当中国燃油车市仍如火如荼之际,比亚迪便推出了全球首款量产插电式双模电动车,正式开启了用研发技术征服市场的长征。

比亚迪始终认为,企业唯有不断创新和研发,才有未来。二十余年来,他们从一而终,在研发端投入巨大成本,数十年如一日。财报显示,比亚迪在2015年到2018年研发投入复合增长率高达32.4%。2021年,比亚迪营收216.1亿元,研发投入达到惊人的106.2亿元——首次突破百亿,占营收的近一半、净利润的三倍之多。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多年的艰苦历练后,如今在汽车领域,比亚迪已掌握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技术,推出了刀片电池,实现了对磷酸铁锂电池的架构创新,解决了新能源汽车的续航与电池安全问题。比亚迪有研发人员超4万人,居国内车企榜首,申请授权专利约2.4万项,位列行业第一,是目前中国500强企业平均数值的8倍。

不计成本的技术投入,也在实践中反哺给了中国大地上的芸芸众生。在乘用车领域,比亚迪自2008年推出全球首款量产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以来,不断丰富产品线,陆续推出e6、秦、唐、宋等多款新能源车型,用多元化、多层级的选择,走进了千家万户。

而比亚迪并不满足于只局限于汽车行业,他们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在储能光伏、手机、太阳能发电、轨道交通、半导体布局,不仅在新能源领域坐拥全产业链核心技术,也形成了四大产业集群,逐步铸就了一个他人不可望其项背的“护城河”。

比亚迪的影响力,也不只在中国。他们逐步走向海外,截止2021年,比亚迪在全球建立起30多个工业园,40多个分支机构,主要海外生产地遍布6大洲,覆盖全球70多个国家地区、海外400多个城市,也是首个进入欧、美、日韩国等发达市场的中国汽车品牌。

这说明,在成为国内首家跨入“百万辆俱乐部”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之际,比亚迪也已开始出海,对外输出技术和产品,依托科技自信、品质自信、中国自信,引领中国汽车品牌的绝地“反击战”。

比如,2016年以来,比亚迪陆续推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运量“云轨”和低运量“云巴”,填补轨道交通技术和产业空白,为全球城市治理交通拥堵提供有效方案,目前已落地在巴西圣保罗、萨尔瓦多等海外城市。比亚迪还参与了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电动巴士项目,并将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投入1480辆电动客车,为当地交通现代化助力,也为中国加强国际合作作出贡献。

作为一个全球化、全产业链的企业,比亚迪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比亚迪迅速改建生产线,仅用时24天就成为全球最大的口罩生产厂商,为全国乃至全球疫情防控提供物资保障。比亚迪口罩出口海外,在讲究质量与做工的日本,一举跃居当地口罩销量冠军。

涓涓细流,积成江河。从20年前年启动电动汽车研发,到精熟能源的获取、存储,再到应用,将业务布局涵盖电子、汽车、轨道交通等各领域,全方位构建零排放的新能源整体解决方案,再到如今的走出去,拥抱全球化,实现技术和装备的出口创利,比亚迪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新能源自主之路,更以技术革新赋能新能源产业链,助力新能源产业闭环的形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新能源竞争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全球人类社会“能源民主化”的征途上,由此有了一份沉甸甸的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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