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对高德打车进行了约谈，直指其存在“对合作网约车平台管理不到位、压低运价、应急处置不当”等问题。

约谈要求，一是强化合作网约车平台监督管理。进一步健全企业经营决策机制，强化聚合服务管理。督促合作平台企业保持经营策略相对稳定，加强价格、收入异常波动等监测预警。认真落实降抽成（收费）公开承诺，保障司机合理收入。

二是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加强对接入网约车平台、车辆和司机的审核管理，持续提升合规化水平。加强订单溯源监测管理，防止订单层层转卖、层层抽成。

三是保障司机合法权益。畅通诉求表达渠道，快速响应处置司机反映的各类诉求和问题。依法落实首问负责和先行赔付责任。

四是强化运营安全监管。加强交通安全管理，教育引导从业人员安全守法驾车。提高司机安全驾驶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力做好春运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五是加强司机关心关爱。联合开展“送温暖”活动，不断完善服务保障措施。加强春运春节期间司机群体关心关爱，持续改善工作条件和从业环境。

这已不是监管部门首次次对网约车行业进行规范动作，在聚合平台创造的“一键叫车”便利背后，司机群体正承受着算法、价格战和复杂合作模式的三重挤压。

监管出手

“压低运价”是此次约谈中最为关键、也最可能重构行业规则的信号。

聚合平台的天性与商业逻辑，决定了其必然将“低价”作为核心竞争工具。在算法下，平台需要以低价优势吸引用户，而被其整合接入的众多合作平台，为争夺订单，又被迫卷入更激进的定价竞赛。

表面看，消费者获得了短期实惠，但压力的最终传导方向与成本的实际承担者，却始终是供给链条最末端的司机。

此次约谈中特别强调的“防止订单层层转卖、层层抽成”便揭直接撕开了聚合平台模式下费用分配的隐秘链条。

一个订单从乘客端发出，可能经过聚合平台、主要合作平台、次级承包商乃至车队的层层转手与抽成，每一层都以“信息服务费”、“管理费”等名目扣除费用。据行业反馈，在这种多重抽成下司机真实收益不足乘客支付总额的60%。

这种乱象已经引起监管层关注，2024年以来多地通过约谈、发通知等方式治理订单转卖，明确禁止“阴阳账单”，重点整治抽成超过30%的过高抽成行为。比如四川就开展了专项治理行动，让平台抽成变得更透明，切实保障司机权益。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约谈明确要求“依法落实首问负责和先行赔付责任”，这直接针对此前暴露的平台责任逃避问题。

当问题出现时，司机的处境更为脆弱。有消费者曾发帖反映，曾使用高德打车支付50元车费，却发现司机实际收入仅为30元，认为平台40%抽成比例过高便向平台客服提出质疑合理性。

平台在后续处理中，并未直接回应抽成比例的问题，而是经核查认定该笔订单中的司机存在违规行为。依据平台规则，最终决定从司机端扣除10元，作为对乘客的补偿。

这一案例揭示了聚合平台模式下，权责界定模糊可能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司机处在弱势地位，既要承担乘客对收费标准的不满后果，又缺乏对平台决策的有效申诉渠道。

行业新信号

此次约谈并非孤立的监管事件，而是近期一系列针对网约车行业特别是聚合平台监管行动的延续与高潮。

早在2025年12月，南昌市就已在新修订的网约车管理细则中，首次将“聚合平台监管规则”独立成章，明确要求聚合平台核验接入平台合规性、公示关键信息，并“落实先行赔偿责任”，从地方立法层面压实了责任主体。

随后在2026年1月，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也对高德打车、花小猪打车、腾讯出行等六家聚合平台进行了专项约谈，明确指出部分平台存在“未严格履行核验义务、数据上传质量差”等问题，进一步将聚合平台作为独立责任主体进行审视与规范。

从地方立法到地方专项治理，再到此次国家层面的联合约谈，一条清晰且趋紧的监管脉络已经形成，即聚合模式可以继续发展，但必须建立在可追责、可治理、可兜底的责任体系之上。

这意味着行业竞争的核心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自2016年相继推出网约车相关法案以来，规模扩张一度成为行业竞争主线，比拼入口流量、城市覆盖与接入运力数量。

而在新的监管框架下，核心竞争力将转向生态治理能力，即对合作平台的审核监督、对司机权益的系统保障、对服务风险的有效控制，以及承担首问与先行赔付的责任担当。

高德的整改只是一个开始，而非结束。整个行业都将沿着这条更清晰、更坚实的责任红线，走向更可持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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