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说：
一个“债券之王”的崛起、坠落，
与一家银行的成长代价

2017年9月，束行农在《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从南京银行金融市场部变迁看债市发展》。

文章写的是一间银行金融市场部的沿革，读出的却是一个时代的雄心：2002年如何从无到有，2009年如何从资金营运中心更名为金融市场部，2016年如何整体搬迁上海、更名为资金运营中心——每一步都踩在中国债券市场化的节拍上。

那篇文章发表时，束行农刚刚掌舵南京银行，意气风发。他写道：

“这是我们的珍贵回忆，也让我们被市场称为‘有故事的债券人’。”

九年后，一场挪用公款案将这番论述撕得粉碎。

2026年4月，最高法刑二庭编撰的《职务犯罪审判指导》第4辑出版，束行农挪用公款案细节首次披露。南京银行原行长，因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二审维持原判。

从一篇谈论债市发展的文章，到一份写进最高法司法指导书的判决书——束行农的人生轨迹，浓缩了一家城商行从草莽崛起到规模破万亿的二十年，也折射出“债券特色银行”这条路线上，最深的一道裂缝。

成也债券

束行农的崛起，本身就是时代的一部分。

1981年，18岁的江苏丹阳青年应征入伍，在南京某部队院校做了十三年参谋。1994年转业，进入南京市城市信用合作联社。1996年南京银行成立，他跟随原单位并入，一年后成为营业部经理。

命运在1997年给出了真正的转折——银行间债券市场成立，南京银行成为首批一级交易商，束行农成为债券行业第一批交易员。

他后来回忆过那段日子，说当时“债市还是一片荒地，没有人知道规则在哪里”——正因如此，敢进场的人往往赢得最多。

2002年，南京银行成立资金营运中心，束行农出任首任总经理。那一年，银行债券现货交易量跃居市场首位，成交量超过工农中建四家大行之和。“三分天下有其一”的说法开始在业内流传，“债券之王”的名号自此扎根。

他用了十年，才从交易员变成副行长——南京银行2007年上市的招股说明书里，甚至没有他的名字。直到2008年1月，束行农才正式升任副行长，跻身核心权力圈。

一个打下江山的人，花了十年才坐上牌桌。这或许也解释了，他后来为何急不可耐。

在此后的岁月里，束行农与“债券一姐”戴娟联手，将南京银行的金融投资规模从2008年的32亿元，一路推升至2018年的万亿级别。2018年仅债券投资收入就接近101.82亿元，南京银行“债券特色银行”的标签由此彻底坐实。

败也债券

2008年6月，束行农与券商高管联手，定制了"聚富1号”理财产品。

这是一款精心设计的产品：稳健级3.65亿元，面向公众，年化收益9%；进取级6000万元，由束行农、戴娟等70余人内部认购，束行农本人出资750万元。协议中暗藏一条关键条款——达到9%年化即可提前终止。

这不是一次正常的理财发行，而是一次有预谋的收益转移设计。

2008年底，束行农等人预判市场利率将下行，启动第二步棋：提前终止“聚富1号”，另设新产品——稳健级利率从9%压到4%，进取级收益则被大幅抬高。资金从哪里来？用南京银行的备付金垫付。

2009年7月，4.8亿元备付金被违规拨出，按预设收益率提前兑付。讽刺的是，这个方案在行长办公会上曾遭到多部门反对，但最终仍获通过——时任行长夏平2009年2月刚上任，不到半年就发生了此事。

为掩盖违规，束行农编造了“国开行股改、收益急剧下降”的虚假理由，谎称投资风险骤增。南京银行对外发布的所有提前兑付公告和风险提示，全系伪造。

2010年10月，“KY01证券”到期兑付，进取级收益率210%，束行农个人获利1575万元。14个月，三倍的回报。

银行兜底，高管赚钱，公众担险。这不是投资天赋，这是一个人以公器谋私利的精密设计。

2019年，戴娟等人配合调查；5月，束行农辞职——公告中未对其任职期间贡献予以致谢，这在银行高管离任公告中极为罕见。

七年后的今天，案情细节才借最高法的司法指导书重见天日。

褪色的王冠

束行农留下的遗产，在2025年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南京银行2025年业绩快报显示：总资产30224亿元，同比增长16.63%，正式迈入“3万亿俱乐部”，稳居城商行第五；营业收入555.40亿元，同比增长10.48%；归母净利润218.07亿元，同比增长8.08%。

数字不难看。但翻开结构，底色开始发灰。

利息净收入349亿元，同比猛增31%，占营收超六成。这个数字不是来自定价能力，而是来自“以量补价”——贷款余额1.42万亿元，同比增13%，靠规模撑起了收入。但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行业大势下，这条路还能走多远，是另一个问题。

更值得警惕的是另一组数字：2024年前三季度，南京银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46.76亿元；2025年前三季度，这个科目变成-3.34亿元。从盈利46亿到亏损3亿，落差近50亿——债市稍有退潮，“债券之王”的护城河立刻变成了软肋。

非息收入同比下降11.63%，占比已不足四成；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9.31%，低于商业银行10.9%的行业均值，且连年下滑（2021年10.16%→2025年9.31%）；拨备覆盖率313%，较上年末降约22个百分点，与宁波银行、杭州银行等城商行相比明显偏低。

束行农种下的债券基因，在牛市时是金矿，在债市退潮时是地雷。这把双刃剑，至今仍在南京银行的账本上留下阴影。

十年盲区与一道未愈合的裂缝

束行农案最深的伤痕，不在某一个人身上。

从2008年“聚富1号”设立，到2009年挪用备付金，到2019年东窗事发——整整十年，南京银行的内部审计、风险控制、合规审查，全部失灵。 行长办公会的集体决策机制未能制衡高管个人意志，4.8亿元备付金的异常拨付未触发任何预警。束行农不仅未被追查，反而一路升任行长，继续扩张他的债券版图。

这个盲区至今未完全愈合。2024年全系统收到14张罚单，累计被罚758万元；2025年累计罚金300万元；2026年开年，杭州分行被罚185万元，连云港支行被罚30万元——违规事由集中在贷款管理不审慎、用途管控缺失，执行力在层层传导中衰减的老问题。

2025年底，行长朱钢兼任首席合规官，这一罕见安排被市场解读为管理层对合规风险的极度重视。但从一季度罚单来看，系统性合规管理的成效，仍需时日才能显现。

结语

三十而立，对一家银行意味着什么？

2025年的南京银行，资产规模突破3万亿，营收净利润双增长，成绩单摆在桌上。

但束行农案留下的旧伤尚未结痂——十年审计盲区、合规罚单不断、债券基因在债市退潮时的脆弱性、核心资本充足率的持续下滑——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指向同一个命题：一家银行如何在高速扩张中守住权力的边界和制度的底线？

束行农用二十年从转业军人变成“债券之王”，又用一次精心设计的利益输送将一切清零。一篇谈论债市发展的文章，最终变成了一份写进最高法判决书的反面教材。

“债券之王”的光环已经褪去。南京银行何时走出那道十年的裂缝，要看新管理层能否真正缝合制度与权力之间的那道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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