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北药业成立之初，石家庄就得到了充足的资金和人才支持，并在本地公司的帮助下，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医药产业链，可以说是一张好的王牌。然而时过境迁，任何好牌都不可能打一辈子。

石家庄药业自上世纪50年代成立以来，经过了70余年的发展历程，由白手起家，由小变大，由盛极而衰，最近几年更是以“神药”的名头，重新出现在大众面前。

到了2022，最热门的“神药”，不是进口的 Paxlovid，就要属连花清瘟了。

石家庄，这个曾是制药大国的城市，四十多年来高速发展，经历了一段光辉岁月，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没落。在这场大流行中，所有新冠病毒的药物都失效了，传统的中成药成为了中国人民的“保命符”，而石家庄这座古老的“药都”，却展现出了它的实力，而现在，作为一个古老的“药都”，却在讲述着它的新的历史。

新中国制药工业摇篮

石家庄在2022年多次冲上热搜。70年前，连花清瘟还是两张尘封的“老药方”，青霉素才是真正的救命“神药”。

自从1928年在英国的科学家们的实验室里，盘尼西林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并且使人们的平均寿命增加了大约15年。此后，人们将青霉素与原子弹、雷达一起并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三大发明”。

不过在四五十年代，也就是青霉素刚刚开始产业化的时候，全世界的青霉素产量都很少。在中国，国内的公司一年的产量仅有几十公斤，根本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所以，在那个时候，盘尼西林的价值就很高了，据说一根盘尼西林等于0.9 g的金子。

在“一五”时期，由于其独特的区位条件，石家庄已被誉为“天选之地”。华北药业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在1992年，工厂成为国内第一大抗生素生产地，占据了国内产量七分之一。后来石家庄的抗生素，而且还销往了世界各地。它还使盘尼西林昂贵的历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华北医药公司成立后，中国开始了大量的抗生素的生产。由于华北医药行业集聚的影响，医药企业迅速崛起。该市还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新中国医药产业的发源地”。

石家庄一、二、四、五、六（四）相继相继在此涌现（四大药厂“强强联合”成立石家庄药业，简称石药），随后又有神威药业、以岭药业等一大批著名医药企业，成为了目前的抗疫药物供应的主要力量。

1978年之后，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体制的调整，以及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石家庄利用原有的原料生产链条，迅速占领了国内的市场。

数据显示，2000年，石家庄医药工业总产值129.1亿元，利税10亿元以上，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上海。2001年，石家庄医药工业总产值200多亿元。华北制药、石药集团，都是中国、亚洲，乃至全球数一数二的抗生素、维生素C原料供应商。或许有一句话可以概括，“在这些产品的市场竞争中，能够打败石家庄药厂的，只有石家庄的药厂。”

虽然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个古老的制药城市已经没落了，因为产能过剩，国内外竞争越来越激烈，甚至连新的市场都跟不上，但在制药行业积累了数十年的底蕴，依然不容小觑。

告别辉煌

要不是“上百盒布洛芬被丢到了垃圾箱”这条新闻登上了热搜，我们都快忘了疯狂地囤积药品的那段时间。

据有关报导称，这一情况是重庆一网友下楼扔垃圾时发现的，所有的药物都是一箱一箱地打开的。从“梨视频”上看到的布洛芬缓释片，就是石家庄生产的。

就好像石家庄制药行业的发展历史一样。由于需要而变得耀眼，却由于过度和时间的变迁而被遗忘。

2012年以后，国家层面从临床使用环节出手，发布“限抗令”（临床限制抗生素使用），2016年以后再次提高环保要求。这些操作之下，石家庄医药产业虽然也转向了制剂为主的发展模式，但是也受到了一系列重创。

2014年，华北制药营收下滑近10%，总收入降至200亿元以下，2015年又进一步降到152亿元，至此这艘从上世纪50年代就下水起航的医药“航空母舰”彻底落伍。

同期，根据第三方前瞻产业研究院报告，2014年、2015年，以石家庄为主的河北医药经济整体虽然还保持平稳增长，但是工业增加值增速回落，同时主营业务收入和总资产指标增幅低于全国平均增速。

到2020年，河北省的生物医药产业在全国的排名，已经从2000年的全国第二落到了全国第14名，被山东、江苏等省份狠狠抛在了后面。

冲击“药都”失败

对于石家庄为什么没成为“药都”，这十年来，很多学者，医药行业，媒体，都做了很多的研究。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改革的步伐太慢了，导致了原料药工业的转型失败。

而原料药，也就是医药行业的核心，它的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利润也较低，一旦出现供不应求的问题，那么利润就会大大降低。相反，作为普通病人最后所需的中低端药物，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利益分布中占有很大比例。

而且原料药是典型的“三高一低”（高耗能、高耗资源、高污染、附加值低）产业，曾有行业人士统计，每生产1吨青霉素就要用水500吨左右，生产1吨维生素C耗水量达到200多吨。虽然原料药出口可以有50%到60%的利润，污染却是100%留在了中国。

这种情况下，这种发展也就是暂时性的。

从2005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三高”行业进行了严格的管制，包括青霉素。到了2008，中国甚至出台了《制药工业污染排放标准》，提出了三年内的环境保护措施，并对环境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了严格的控制。

这实际上是在暗示着制药行业要往上游发展。

事实上，对于中国医药产业逐渐从下游原料药转向上游的制剂（也就是成品药）、技术门槛较高的仿制药、创新药的趋势，老药厂的掌舵人早有预判。

华北制药从1990年代末就开始进军生物医药了，他们的乙肝疫苗、重组人源抗狂犬病毒单抗，也是从那时就开始研发了。

从时间轴来看，这个时候也就是恒瑞医药和齐鲁医药等民营医药企业，进入到了创新药物的开发阶段（当时的创新药，实际上是快速跟随的仿制药）的阶段。丁列明，鲁先平，以及早年归国的创业公司的创建者，先后创办了贝达药业和微芯生物。

但遗憾的是，在新的行业中，相对于那些更具弹性的小型制药公司来说，他们并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

不过，2018年以来，医改进入了新的阶段，集采、重点监控等新政，都在改变中国医药市场的游戏规则，恒瑞医药们赖以起家的“me-too”类新药、快速跟随仿制药不再是医药产业发展的利润来源。

中国制药行业在2020年呈现出了一种少见的负增长态势。新药的研究，正处于快速走向世界的轨道，从这一点上来说，华北制药、石药等老牌制药企业，以及曾经的“新贵”恒瑞，都在同一个起点上。这次，石家庄的制药行业能否把握住这个机会呢？

崛起的曙光

如今生物医药已经成为全球医药市场竞争的主战场。全球医药智库信息平台 Informa Pharma Intelligence去年发布的白皮书《2022年医药研发趋势年度分析》显示，全球开展的2万多项新药研发中，有20.8%来自中国，这个数量仅次于美国。

由于国产药品的盈利水平已降至谷底，石家庄药业等药品生产企业也将再次承受着转型的压力。这次，就看有没有人能研制出全世界通用的创新药物了。

虽然制药企业一般都不是很善于研究，但石家庄的确有了一种快速发展的势头。石药集团无疑是重视研发的。

早在1990年代，石药就开始研发丁苯酞了，最终投入金额达到3.5亿元，耗时12年。而且石药集团还在组织架构中专门设立了研发创新药的设计部，2010年代初每年支付给1500人研发团队的薪资就有1.5亿元。彼时，全国数千家药企研发投入总和才30亿元，这对很多着急赚钱的药厂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之后，丁苯酞果然没有让他失望。自2004年开始，公司的年销售额从一千万元的规模，一直攀升到了65亿元。

但是，时代不同了，如今药品的研制已经步入“硬碰硬”的时代，这种“富贵”的传奇还会重现么？更关键的是，一个制药企业的成功，对石家庄制药行业的整体发展有多大的影响？

根据业界对石家庄产业的分析，石家庄仍然存在产业附加值偏低、创新能力总体不强等问题。在整体产业布局设计上，也需要官方的更多统筹。

《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一文直言：“石家庄必须跳出格子”，重新审视当前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定位，站在更高的层面统筹产业的生态体系、价值链条与发展模式，同时也需要再打造创新资源服务平台、以大产业视角整合打造创新资源服务平台等方面发力。

这也就说明，石家庄的制药工业发展，还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

近日，石家庄市发布了《关于支持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和生物医药产业率先突破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要大力扶持发展新一轮的建设，并将加快推进新一轮的建设步伐。在石家庄从事生物制药研发、产业化、做中药改良类药物的公司，将获得1.2千万元以上的资金。

这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很高的水平，可见决心之大。时隔20年，石家庄再次成为“药都”，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