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上了大学，也可以去做骆驼祥子。
最近一段时间，文坛经典的IP形象“孔乙己”又被大家推上了热搜。
先是有个爆火的视频，一名中传硕士告诉大家她毕业5年存款5000元，上一份工作是在火锅店做保洁。

之后又有新闻，说在河南财大社招会上，有人把服务员、洗碗工、传菜工的招聘广告打到了校园里，贴出0.23万的高额薪水。

有接受不了现实的年轻人跑到网上发牢骚，说“学历成了他下不来的高台，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

“孔乙己的长衫”毕竟是旧社会、旧科举背景下的产物，可能是担心导向问题，不少专家媒体也纷纷下场参与讨论。

这些上赶着来做思想工作的人，不允许年轻人自嘲是“孔乙己”，但给不出什么恰当的反例，只能翻来覆去地复读一句话：

前路星辰大海，青年仍需努力。

倒是有些媒体的文章直抒胸臆，原话是说：

孔乙己之所以陷入生活的困境，不是因为读过书，而是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不愿意靠劳动改变自身的处境。


有人关心你飞得累不累，有人只觉得长衫绊了你劳动的腿。


之前大伙儿以为能上大学将来是孔乙己，上不了大学就去当骆驼祥子，现在有人明白无误地告诉你：

其实上了大学，也可以去做骆驼祥子。


作为鲁迅先生笔下经典的文学形象，关于孔乙己的评价问题，一直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斯基依稀记得，上一次痛斥孔乙己不脱下长衫参加劳动，还是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
当时不少文章是把孔乙己当作知识分子的反面典型来批，认为他虽然命运凄惨，但完全是咎由自取。
这个酸儒不仅好吃懒做，手脚也不干净。明明半个秀才也没捞到，却偏爱在劳动人民面前大摆知识分子的臭架子。
放着劳动致富的大路不走，偏要沿着孔孟之道“学而优则仕”的路走到黑，铁了心要骑到劳动人民的头上去。
即便穷极潦倒十多年，却仍不肯脱下长衫，就是穷死也不肯和“短衣帮”为伍。可见：

这个臭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劳苦大众是天然对立的。

在批判者笔下，孔乙己是给孔孟之道卖命的“卫道士”，是被旧科举摧残的可怜虫，是冥顽不灵的典型。

斯基觉得，青年人应该多读鲁迅，当然也应该多读历史。


你今天拿“孔乙己的长衫”自比，大不了就是被批评一句“眼高手低”，鞭策一句“自己要努力”。
要是放在过去，扭扭捏捏地自称是孔乙己，恐怕要被放到立场问题的框架下来讨论的。
鲁迅先生究竟是可怜穿长衫的孔乙己，还是讽刺不脱长衫的孔乙己，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但这篇小说里，显然有更明确的抨击目标。
比如来咸亨酒店喝酒的，明显有两拨人，泾渭分明。
那些以“丁举人”为代表穿着长衫的人，不仅可以“踱”进店面，慢慢消磨时光，也可以在家里私立公堂，把人打残废。
而店外只能“靠柜外站着”喝酒的“短衣帮”，从事重体力劳动之余，连“坐”下来休息的权利也没有。
就这样鲜明对立的两个群体，谁占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拥有更大的权力，一目了然。
但这两拨人，仅用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就能隔开，双方的境遇彼此都能看在眼里，却能泰然处之，相安无事。
但小说特别提到：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孔乙己拧巴的地方就在于，他读过书，但并未通过读书实现士人的阶层跃迁，没能顺利进入占有更多资源的队伍里。

他穿着长衫，但始终没能跨过“八尺柜台”的那边去。


这恰恰说明，你是不是底层，是不是落魄，和你穿不穿长衫没有一丁点关系。
如果你是“丁举人”家的，即便身穿短衣出现在店里，也能成为鲁镇的一段传奇。
他还能对鲁镇的居民说，这才是：

家族传承吾辈责。


如果一定要讨论“脱不脱长衫”的问题，也应该先讨论咸亨酒店的问题。
“短衣帮”为什么只能站着喝酒？他们能不能也进店里和“长衫客”平等地坐在一起？
“短衣帮”喝的酒什么时候能不掺水？他们的劳工时长和薪资有没有人捍卫？

那些一时没能坐进去喝酒的孔乙己们，公共服务能不能给他们一份兜底的保障，帮他们平顺地度过一段捉襟见肘的尴尬时期？

如果有了这些，再去规劝一些孔乙己放下顾虑，脱掉长衫加入“短衣帮”，才能显得更有说服力。
如果捂着眼睛不看这些问题，一味挖苦不肯脱长衫的孔乙己，是小知识分子的骄矜和病态，是眼高手低、好高骛远。
孔乙己这边刚自嘲了两句，就赶紧上来捂嘴，连自我和解的机会都不给。

甚至有人连孔乙己的底裤也要扒掉，粗暴地教育年轻人，读书不能阶层跃迁，早点放弃幻想，拉祥子的黄包车去。
性格懦弱的孔乙己还能红着脸争辩两句“读书人的事”，偷奸耍滑的孔乙己，可能已经在寻思怎么偷丁老爷家的书籍。
要是遇上脾气差的孔乙己，难免要反问你：那么多穿长衫的，凭什么要我脱？

店里那些穿长衫的，他们能不能脱？


斯基记得，鲁迅先生在《孔乙己》开头第一句说的是：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

你看，本来是要写咸亨酒店的，但上来却说是鲁镇的酒店，用的也不是“布局”而说的是“格局”。
孔乙己的时代当然是一去不复返了，但斯基想问的是：
鲁镇酒店的格局，是不是也该不断与时俱进？